這本書給了我很多的震撼，這個震撼主要並非來自故事內容，而是來自故事內容與作者、書中人物之間的連結 。之所以說震撼並非來自故事內容，不是因為故事乏味平淡，而是因為在學校的課堂影片上，已看過太多相似的痛心影像，以至於在閱讀字裡行間時，有的只是滿滿的蹙眉和心塞。而之所以說震撼來自於故事內容與作者、書中人物的連結是因為，書中提及了很多知名人物，像是管管、瘂弦、馬英九、布希、王曉波等，閱讀完此本著作後才驚覺，原來這同一年代的人都是在無情戰火之中，極其幸運才能生存下來，也才有機會發展到現今所占的地位。存在在這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即是這本書從頭到尾想要提及的時代血淚吧。
透過一位位人物親身經歷的故事敘述，他們其實都在敘述著同一年代的同一種感受，透過龍應台筆下的一字一句，真實感好強烈。看到美君因著兵荒馬亂之際而離家，一走就是六十年，一個一千五百年歷史的家鄉，在一次的離開後，就此深深沉沒在水底下，那些當地居民共同的生活記憶也就這麼隨著磚瓦沉沒。好惋惜，那就像是遺失了珍藏多年的寶貝，除了繼續好好收藏腦海中的寶貴記憶以外，別無他法，只有滿滿的無奈。可是，同時代的中國卻有幾百萬個同美君一樣被迫流離失所的人們，或許在那個時代要能活命就已是萬幸，還有什麼餘力去管家鄉的景象，但想必這對於那些日後還有機會活著回去家鄉看看當年景象、當年人事物的長輩們來說，必定是心中的一塊缺口。
另一項讓我印象深刻的則是槐生，龍應台的父親，所經歷的故事。
槐生是民國八年出生的，當時的中國時代背景充滿了軍閥混戰、姦淫擄掠、饑荒、旱災、水災。龍應台在書中說的一句話也同樣使我震撼：「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開縣志，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多麼普通的一年啊！」這樣的世界對於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台灣的我來說真的很難想像，高中閱讀歷史課本時雖然也常常有這種時代與時代之間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削弱了體會歷史的真實性，因此也只是翻一翻就過了。然而透過龍應台的筆觸，這一切都好真實，跳脫於教育體制之下的歷史，我清楚看到了書中人物的血淚辛酸。
年少的槐生在十五歲時就頭也不回的加入了憲兵在招的學生隊，以為在軍隊中相對於家裡能吃的飽一些，然而該時代不管身處怎麼樣的環境，所面對的處境都是一樣，甚至是更糟的。
槐生在對子女們敘述這段抗日戰爭故事時說到，當時憲兵隊在南京退到了挹江門，然而宋希濂部隊卻緊閉城門，不讓他們出城，一群人堵在城門出不去，而槐生卻死命的爬出了挹江門，逃到了長江邊，眼看日軍的炮聲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憲兵隊卻無法過河，幾萬人塞在長江邊，這時槐生靈機一動以木頭漂浮過河、以手做槳，划離岸邊逃生，後面城裡頭，緊接著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看到這邊，我的背脊瞬間發涼，自從在課堂上完整看完電影「南京！南京！」後，每每看到南京大屠殺相關文字敘述，我總會想到替日本人做翻譯的那位先生女兒被日本人拋出窗外的驚恐表情、避難所被日本人闖進年輕婦女被強姦、幾十萬中國平民的生命如草芥般被日本人利用各式各樣的手段，射殺、火燒、活埋……等。那部片所帶來的衝擊至今仍深深地在我腦海揮之不去，一個多麼讓人絕望的時代才能讓人民覺得死比生還更值得。
在中國，美君離開家鄉淳安城，一走就是六十年，可在同時期的西方世界卻也一樣的因戰爭動亂，充滿著流離失所的人們。波蘭的英格麗特小時候也同樣經歷了這些離散，只是她是長大以後才明白離開家鄉的痛苦。十歲的英格麗特在一九四五年的一個冬天一家七口扶老攜幼離開了世代居住的家鄉，他們原先都以為只是暫時的離開家鄉，然而她的祖母卻在離開前走進家鄉的墓園裡，艱難的跪在爺爺的墓前，只有祖母明白，這一離開或許就是永別。而英格麗特寫給鄰居的六個字「夏天等我回來」，如今回想，這份曾以為還有機會再相遇的別離還刻上了濃濃的惆悵感。英格麗特說道：「事後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個人知道：這世界上所有的暫別，如果碰到亂世，就是永別。」不勝唏噓。但我後來想了想，要是當時英格麗特知道那次的離開將會是永別，那麼她可能連這六個字都寫不出來。之所以寫得出這六個字，是因為知道剩下的語言文字可以待下次相遇時再促膝長談，再道更多更多的將來；然而如果知道這次是最後一次見面，那麼要如何在時間緊迫之下，道盡曾經的那些回憶呢？恐怕怎麼找也找不到適合的詞來道別吧。
同樣身為學生，看到當時的莘莘學子所面臨的一次次抉擇、逃難也是同樣的難以相信與沉重。八所山東中學集結而成的八千名學生組成聯合中學，與校長、師長們同行，離開了山東的故鄉。搭火車時，所有人能塞就塞、能抓就抓、能趴就趴，全都緊緊攀附在裡裡外外的火車空間中，每過一次山洞就是一次篩選，有人掉下來、有人被夾死、有人摔死。到達平安無戰爭的地方時，他們所處的環境就是教室，不管是寺廟、空地或原野，在如此動盪不安的環境下，這些學子們仍然在求學，仍然不放棄自己的受教權。反觀現在的孩子們，各個生活在安逸的環境中，不思進取的絕非少數，這也讓我看到了教育、老師的價值與偉大。師長們在這戰爭不安時期，與其說是師長，其實更像是兄長們，除了教育孩童以外更要保護好他們的安全。這群學生逃到後來只剩下了五千名，一部分逃到了澎湖去另一部份則繼續在中國大陸南遷。那些逃到澎湖的師生們就算逃離了中國大陸，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之下，苦難還是緊緊跟隨。明明是為了受教育才到處逃難，可逃到最後卻是以「當兵收場」，這群學生後來都被以一根竹竿做篩選，身高高於竹竿者馬上成為士兵，為爭取孩子受教權的師長們最後也被當成是匪諜而槍決。
在閱讀此本書籍時，不下數次曾讀一讀，眼眶就濕了。這可能也是這本書的另一種魔力吧，整本書明明大部分都是作者閱讀史料、訪談故事中角色的一言一語後所記錄描寫下來的，然而每一字每一句、每段故事、每個人物在讀者看來都是這麼的近距離，近到他們的感情、感受都很清楚的流進讀者心中，離開父母的徬徨、身邊好友的喪命、跨過大江大海抵達台灣、好幾十年後再次踏回故鄉的情怯，好清晰，儘管身處二十一世紀幸福家庭中的我，真的很難想像當時的人們該怎麼撐過這麼一段又一段傷心欲絕的時光，然而除了那些震驚與絕望外，其實也看到了不少草根人民值得我們敬佩學習的性格、態度。馬淑玲在戰亂中離開山東學生隊伍時，送給趙連發的一本《古文觀止》，成了豫衡聯中全部師生的唯一教材，也是校長在一次火災中拚了命抱緊懷裡的東西，不管走到了哪裡、逃難到了哪裡，背誦書中文章的聲音從來沒有消失過，直到三十年後，在台灣的校長親手將書送還給趙連發，六十年後，趙連發將這本歷經戰亂、天災、人禍卻毫無一頁缺少的《古文觀止》送還給了馬淑玲。一本《古文觀止》在現代人眼中可能毫不起眼，然而在這段漫長歲月中所凸顯的，卻是校長拚了命守護的教育價值，以及師生們看待教育的態度。
另外，經由作者的介紹我才明瞭，原來我從小熟悉到大的台北市本身就是一個中國大地圖。書內寫到，假如以南北向的中山路和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十字座標，由此可分為四個象限，那麼左上區塊的道路，都是以中國地理上西北的城市為名。以此類推，右下象限的路名則是以中國地理上東南的城市為主……等等。對我來說最簡單的驗證方法就是去看我的母校究竟位在台北市的何處，因為我念的是市立大同高中，念了三年對周邊的「龍江路」、「吉林路」、「松江路」、「長春路」等等再熟悉不過(大同旁邊甚至有個長春國小)。一看，還真的是大吃一驚，只能說自己對周遭環境的覺察能力還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
以書中所述句子來闡述：
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路」嗎？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你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看。「涼州街」、「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們在哪裡？《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p.129
在尚未讀完這本書以前，因為實在覺得這本書帶給人的衝擊、反省歷史的動力好大好大，這麼一本書怎麼到現今才認識到，而網路上大家的書評又是如何看待這本書的……等等因素，因此我在網路上爬了一些文章，也因此看到了原來還有另外一本書名叫「大江大海騙了你」，由李敖先生所著。光看書名就大概猜的到內容的走向，實際我也沒去翻過這本書，但從他人閱讀完的文章中看來，裡面大多是在闡述著，龍應台女士對於史料的考察並不完卻、敘述有所偏頗、偏袒國民黨、對於蔣中正所造成的錯誤輕輕放下等，內容大批特批龍應台女士沒有受過考察歷史的訓練、龍應台女士有多不幸、怎麼樣的作者就有怎麼樣的讀者等等。或許很多人在看完大江大海騙了你後，會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大失所望，認為自己的的確確被騙了而略感挫折，但對我而言，我想我並不會再去花時間看看，究竟如李敖所說的，有多少龍應台所敘述的事情是有所偏頗的，我認為這並沒有意義。
李敖說他就是見證一九四九的見證人之一，深刻體會當時時代的種種感受，而龍應台在當時甚至還未出生呢，怎能在這本書如此大放厥詞。
而我想說的事是，如果你能體會到龍應台想帶給讀者的反省是什麼、想給予那些同樣受過傷的人什麼安慰、想告訴那些同樣找不到碼頭靠岸的人「你並非孤單一人」、如果你能體會到龍應台花了四百天蒐集各種文獻資料，藉由一篇篇故事、好多好多當事人所流露出一點一滴情感、血淚、歷史的重量的話，那麼對比一本由四十天寫出，光由一人角度去看待歷史、去看待史實的文章，自然會感受到兩者在探討同一件事時完全不同的思維以及態度了吧。至少看完龍應台的大江大海，我對於台灣、中國的歷史情懷、民族的未來等有更深的了解、興趣與反省，這對我來說不就值回票價了嗎？又何必再去看一本糾結於枝微細節，批評作者為何輕輕將一個人的錯誤放下的書籍呢？簡單來說，李敖所想要批評的或許根本就不是龍應台在書寫這本書時所要表達的部分。
再者，歷史本就不是由一人所言就可以拿來定奪的，我們所有人都不會是書中人物的當事人，更何況連當事人因為只能以一人立場來看待事情，都不可能會知道事情的完整全部面向了，你又怎麼能站在高處，以此來批評書本一篇篇故事的正確性與否呢？本就沒有所謂正確性之言吧。
再者，總是認為只要談到一九四九就必須把蔣中正於文字間好好的批評一番，總是將他冠以千古罪人的角色來闡述，否則絕不罷休、否則這就是一本沒有價值的著作，這種想法也未免太過於執拗。或許確實來說，蔣中正有著他應擔負的政治責任存在，但一提到相關年代就敏感神經大起，滔滔不絕的以現今觀點來大肆批評過去的歷史，時代已經變遷，用現在的思維去思考過去，難道不會有所偏頗嗎？大聲談著過去的傷痛，說要討個公道，卻總是將仇恨挑起，而不是去撫平傷痛，誰又能真正從脆弱中站起來呢？
